配资推荐平台百信银行公告了56家个人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郭聪聪

　　10月1日，被业内称为 “助贷新规” 的《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》（金规〔2025〕9 号，下称《通知》）将正式落地实施。这一监管新政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划定了明确的合规红线，也对将助贷行业产生深远影响。

　　在《通知》即将生效之际，商业银行助贷合作 “白名单” 披露却仍显朦胧。截至新政落地前夜，六大国有大行及多家股份行仍未公开合作机构名单，而新规明确银行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合作。

　　从已披露名单看，“巨头霸榜” 趋势显现：互联网巨头关联机构成银行偏好合作对象，助贷市场资金与流量资源加速向头部集中。与此同时，新规亦对 “综合融资成本” 严格管控，直指年化综合成本超24%的产品类别，二者叠加之下，助贷行业的格局与现有商业模式正面临双重考验。

　　随着新规落地，这场关乎行业格局重塑的合规大考，已然在静默中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六大行尚未披露白名单

　　《通知》核心要求之一是商业银行对助贷合作机构实行“名单制管理”。

　　今年4月出台的新规，设置了半年的整改期。如今整改期限临近，各类银行陆续公布了合作机构白名单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有多家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、农商行及外资行披露了合作机构名单。

　　股份制银行中，有平安银行（40家）、招商银行（15家）、恒丰银行（13家）、兴业银行（10家）、华夏银行（10家）、广发银行（5家）公布了合作名单。

　　在城商行方面，徽商银行（39家），广州银行（17家）、上海银行（9家）、天津银行（5家）、承德银行（3家）、济宁银行（9家）公布了合作名单。

　　农商行中，江苏江南农商行披露了15家合作机构；外资行则包括富邦华一银行（52家）、开泰银行（14家）、韩亚银行（13家）、东亚银行（9家）及渣打银行（4家）；直销银行中，百信银行公告了56家个人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。

　　从已公布的名单来看，市场格局初现轮廓：银行偏好合作的机构类型较为集中，多家与蚂蚁、京东、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关联的机构频繁出现在各银行白名单中，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机构、头部民营银行、持牌金融机构及融资担保公司成为主流选择。

　　从公开的白名单来看，不同类型银行在名单规模、合作偏好上呈现出差异，这不仅与其风险偏好紧密相连，也深受自身业务模式和发展策略的影响。

　　以平安银行为例，其公布的40家合作机构数量在行业中位居前列，这是出于其自主开展的互联网贷款业务——“智贷平台”的业务需要。

　　该平台主要面向在平安银行暂无适配产品的客户，在用户授权同意的前提下，向其推荐第三方持牌金融机构的贷款产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平安银行明确不对这些第三方产品的额度、利率及风险提供担保。目前平台上线的合作产品包括马上消费的“安逸花”、度小满的“度小满借钱”，均为持牌机构提供的正规信贷产品，平台则主要通过撮合服务获取相应收入。

　　从业务模式来看，类似“智贷平台”这样的布局，反映出部分银行在拓展互联网信贷生态时，更加注重合规性与资金安全，尝试在自主风控前提下借助外部资源提升服务覆盖能力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并非所有银行都对助贷合作持乐观态度。一位北部的城商行业务人员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，由于该领域不良率普遍偏高、获客流量成本持续攀升，实际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，银行正考虑收缩甚至退出助贷相关业务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在监管要求披露“白名单”的银行中，国有大行至今尚未公开任何助贷合作名单。业内人士分析，这可能与国有大行庞大的客户基数、自主获客能力较强有关，也反映出其对助贷业务风险的审慎态度。

　　定价穿透将成监管重点

　　作为助贷市场的主流资金提供方，商业银行的白名单直接影响助贷机构的资金来源，《通知》对“综合融资成本”的严格规范，更是推动行业资金流向出现显著分层。

　　《通知》第六条明确要求，“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、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，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，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，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，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、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。”

　　这一规定直指行业中长期存在的“高息乱象”，尤其是年化综合成本高达36%的资产类别，正被银行与消费金融公司集体拒之门外。

　　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已关注到助贷新规落地前夕的资金流动趋势。（详见本报报道助贷新规前夜资金大迁徙：银行拒高息资产信托资金走俏）。新规落地前夕，资金结构出现显著分层。一方面，高息资产逐渐失去银行资金支持，另一方面，年化利率24%以下的资产成为机构争抢的“红海”。部分无法进入银行白名单或仍以高息模式运营的助贷平台，开始寻求替代资金渠道。

　　信托资金因此成为新规前夜的“替代选项”，业务需求出现短暂增长。然而，业内人士指出，信托资金成本普遍高于银行，且同样受到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的约束，并非可持续的融资路径。资金成本的上升，进一步挤压了中小助贷平台的利润空间，加速行业洗牌。

　　10月1日之后，新规正式落地实施，监管部门为确保政策落地见效的配套监管动作也将随之展开。

　　业内认为，首要关注点将是定价穿透与综合成本控制。新规本次明确规定将“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”，以融资担保费、商城费等“24%+权益类服务”出现的变相收费现象，无疑将成为监管重点关注的对象。

　　其次，银行总行的履职尽责情况也将接受审视。新规多次强调，银行必须切实承担起核心风控责任，可以预见，在新规落地实施后，监管部门将着重全面评估银行在系统建设、制度流程、人员配置等方面是否具备独立风控能力，是否针对不同平台、不同产品的规模、增速、集中度、不良贷款率、不良贷款形成率、代偿赔付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理。

　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也会是监管关注的重点。高息贷款常引发客户投诉问题，尤其是部分规则漏洞被“黑产”恶意利用，也给金融消费者带来极大困扰。预计下一步，对于因利率不透明、强制搭售、暴力催收等不当行为引发的客户投诉，都将引发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与严肃处理。